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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人大监督一蹶不振，则其他监督形式再有雄心壮志，也必然偃旗息鼓。

  二、中国近代法的本土化状况 在法的国际化浪潮下，中国对西方法的移植运动，有没有保留乃至创造出自己本土的法律，或者说，在中国近代法的国际化的同时，中国法的本土化状况如何？这是我们应当更加予以关注的。因此，法的本土化，只是法的发展规律的表现，其基础还是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的要素。

比如，在中国封建传统中，夫权、父权十分强大，在财产、离婚等问题上，均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原则。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依据其日益强大的国力，向印度、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扩张。1928年和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两个《刑事诉讼法》,1930年和1935年颁布实施了两个《民事诉讼法》;1935年又颁布实施了新的《法院编制法》。该律强调，所谓继承，以男系之宗祧继承为要件。其条例一：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前，我们讲本土化，主要是讲如何将外国的先进法律制度、原则等移植入本国，让其与本国的法律相结合（融合），以在本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19世纪初，法国凭借其在1789年大革命后积聚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向欧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渗透，建立起了大批殖民地。一些地方将大调解在社会管理中的界限形象地描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三是专业程度高、需要专业知识和见解的专业性调解事件。2010年撤诉数量增至1619063件，撤诉比率增至26。5％，2010年判决结案数量降至1894607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亦降至30。之后，人民路线作为矫正司法职业化弊端的药方逐渐成为司法系统工作的新主流。

前者的极端的暴力化倾向显然让纠纷的解决存有更大风险，而调解则由于具有沟通协调各方利益的勾兑功能更适宜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如大量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的人员流动、人户分离和农民工进城。

[5]仅从社区自治角度看，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治组织，而是街道党委和政府的办事机构，在社区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下，内附于居（村）委会之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岂能自治？ [6]徐亚文、邓珊珊：《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3期。首先，在民间调解方面，人民调解摆脱了最初制度设计中对居委会或村委会的依附关系，转而以社区—乡镇为主轴织就调解组织网络，并在事实上开始将其扩展为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地域性、自治性组织的独立的解纷制度，但同时，人民调解的行政属性及其暗含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在抑制着自身的自治性因素的生长，成为其科学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基于以上观点，费斯教授坚持诉讼中心主义，提出审判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解决私人的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较为正式的纠纷解决制度临着降等的危机—调解越来越主流，判决越来越边缘。

而且，以调解为手段的压制或者收买越厉害，引起的不满就越强，形成维稳的恶性循环。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增强司法权威，完善纠纷解决程序，远比追求天下无讼的乌托邦更为重要。[14]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法院审判不仅应被拘泥于纠纷解决，任何国家的司法都必须分担一定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责任，这是无法逃避和放弃的。

[19] 无论是哪种调解形式，在决定采用之前对个案进行调解可行性的评估十分必要，通过评估来决定是否进人调解程序。[2]一张社会管理之网由此织就。

[18]这样阐释大调解制度实际上是向社会及管理层传递了调解万能的错误信息—可适用于各类型社会纠纷的调处，审判只是一种次优的甚至是糟糕的选择。此后，司法政策的重心开始向调解倾斜，调解率成为激励指标，诸如背靠背调解等以往被最高人民法院批评的工作方式，自这次会议后重新得到肯定。

反观由稳定压倒一切思维促生的大调解制度，恰恰消解了民事诉讼程序公正价值及其技术特性，让诉讼程序变得无足轻重，诉讼目的也因此模糊不清。在更深的层次，这样的思维源自于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无论是上级政府评价下级政府还是地方官员在选拔中获得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DP总量、增长速度和排位，不稳定因素又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调解的类型化使得调解更具有针对性，例如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债务调解就会增多，因为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以法律判断为使命的民事诉讼也无法满足所有需要，有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调解因具有迅速及时和变通特征的优势，便可在纠纷解决中大显身手。参见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例如日本就把调解事件按类型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日常纠纷通过协商谋求圆满解决的一般调解事件。至于法院，帮政府收尾既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政治与物质资源的对价的需要，摆平纠纷最稳妥的手段莫过于调解。

对那些因长期性、综合性社会关系发生的纠纷（如家事纠纷），以及有着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需要的案件而言，由于调解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因而更适合于调整当事人不愿和不能中断相互关系的争议。这样使当事人为和睦而妥协，不考虑事情的对错及公义所在，于是便牺牲公正而换得和谐。

可见，与西方现代调解不同，大调解并非是社会自治管理秩序下的纠纷解决方式，[5]也不是一种于常态社会纠纷自我化解的方法，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治安模式，承载着社会管理甚至是社会控制的功能，这对这一纠纷解决制度而言可谓不可承受之重。但对中国而言，我们显然不能逾越法治建设和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一步汇入第三波的国际潮流之中。

纠纷解决的目的往往既不是公法的秩序、纠纷解决，也并非程序保障，而仅仅是维稳而已。[16]例如，法国的法官们也对诉前调解普遍抱有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诉讼开始的阶段当事人的情绪正处于失控状态，这一阶段的调解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诉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特别是国家设立的法院，国家有义务建立独立的合格的法院，培养公正的合格的法官，制定健全的民事司法制度，并且在当事人将民事纠纷诉诸法院的时候，法院必须予以受理，并进行审判。第二，是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调解资源的整合。法院解释、澄清、发展与适用法律的职能往往是通过优秀的判决得以实现的，这要求法院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制作判决，法院对于那些涉及普遍利益和价值的法律问题要有宣判的机会。前一种调解模式，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调解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有效地分流了案件、减少了司法积案，甚至转变了法律职业的理念与行为。

法律的教化功能也在降低，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法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究其根源，这种依赖强制的动力机制具有重大缺陷，即掌权者往往不具备运用所有可用资源所必需的知识，而受强制的人们则在可能偷懒而不受惩罚的时候尽量敷衍塞责。

  三、调解的边界 调解制度为当事人提供参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机会，使其在解决纠纷中有实质性的参与，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自我决定的平台。9％，2010年调解结案数量增至2371683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增至38。

[17]换言之，大调解也会有其局限或弊端，例如，缺少公开的问责性、只是个案的处理、对其他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差等。正是因为存在法系上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在动员法律职业人、当事人和法院利用调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稳定的幻象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是通过欺瞒、威胁和暴力的方式而制造出来的，它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尽管在世界范围随着ADR的空前扩展，法院的职能都出现了变化，由追求裁判结案向通过调解（和解）解决的趋势可谓蔚然成风，以至于法院都已不再被视作审判大楼，而被戏称为纠纷解决中心或者多门法院大楼（Mutidoor Courthouses）。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中强调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尊重当事人自治，为当事人提供参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机会，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自我决定的平台，当事人有机会超越自身利益而寻求与对方当事人相互理解的中间利益（ Meta－interest），婚姻家庭类纠纷最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需求。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我国最高法院也重申了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即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可以说，将普通法中的交付调解制度移植到司法成本既不昂贵、司法效率也不低下的大陆法系国家，会冒相当大的风险。这样的较为理性的规定，对于破除调解万能论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顺应心性和违反心性必然导致得道和失道，这就是天下的自然道理，也是社会的政治道理。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